凌刚被选为副班长，真出乎我意料。我本来指望他当个体育委员和体育科代表。这学期初，凌刚从另一所中学转来，我跟同学们介绍：“新同学凌刚：壮志凌云的‘凌’，意志刚强的‘刚’。凌刚喜欢交朋友。让我们热烈欢迎他。”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1999年7月25日，我们高三教师离禾赴赣旅游时，已经确切知道：江小英被宁波大学录取了。但直到9月1日，她仍未收到录取通知书。期间，她问过168声讯台，答复是“已被录取”。几次长途电话到宁波大学招办，答曰：“通知书早已发出。”可她的通知书仍不见踪影！

读玉林兄所著《人生如水流》，我的心沉稳中有激动，平静中有共鸣。我和本书作者玉林兄是同龄人。从有清晰的记忆起，祖辈以来凄楚的家史，都在我们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。我们小学毕业时遭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学校停课闹革命，初中阶段没有上到几节文化课。

“蓝精灵”、“兰妹妹”是同学们对程兰的谑称。程兰平时很温柔，很礼貌，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同学。我虽然到了高三才教她语文，但我早就知道她。前两届校运会上，我都是田赛跳远部的裁判，每次都见到她：助跑，起跳，腾空，双手使劲一摆，随后奔过来看一看成绩，眼睛里害羞地一笑，两只长脚一划一划地离去。

青怡升入高二时，我接教他们班语文。接教一个班级，比教起始班棘手多了，就跟第二任妻子很难做好一样，因为学生有了参照系，他们爱拿你跟前任老师作比较。教青怡所在的高二（5）班，第一堂课我用“温文尔雅，然后君子”作引子，进行始业教育

作为一个传递人类文明火炬的我，对嘉兴城市变迁的种种感受，莫过于学校了。我起初最为关注的是地处嘉兴老城西南隅的一中。早听说一中是大文豪茅盾的母校，读初中时唯嘉兴一中是瞻。可是因为“文革”爆发，我终究未能成为这所学府的学生。

1982年，我在编《浙江教育》(中学版)，其时正是对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课本试用本进行重大修订的一年。那次修订，选进了不少名篇。《浙江教育》(中学版)准备对新编教材进行一些评介。分析新教材的来稿很多，但比较理想的并不多。

我曾在豪杰的成绩报告单品德等第栏内写过一个“丙”字。那是1983年，他升了初二。那时学校正在狠抓教学质量，整改不良习气，说每个班级期终可评出一两个“丙”等的学生。我就像1950年代反右那样，按比例产生这么一个“丙等生”，灾难就落到了豪杰头上。

一个班级里五位同学考入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专业，我任教这么多年从没遇到过。斌斌、静静、悦悦、春梅、媛媛竟都考入了浙江工业大学文秘专业。班长斌斌选报秀州中学文秘班时，颇费了些斟酌。

问：学习《岳阳楼记》，我花了很多工夫读背，但老是背错、忘记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答：这是因为你只是死记硬背的缘故。很多同学八年级时背出了，中考之后就忘记了。而我的一位老朋友，一次给高一作学习方法的报告，在报告当中就随口背出了这篇名作。